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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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地区农耕的开端和地域社会变动

N·哈斯巴根

2006, 0(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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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位于长城和黄河之间,15世纪中后期以降作为中原汉地和蒙古高原的交接地带,其地域社会的特色非常明显。康熙中叶之后,随着该地区农耕经济的产生,引起多方面的社会变动,体现在人文地理、经济生活、社会组织诸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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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藩属观念的变化与中国疆土的变迁

张宏年

2006, 0(4):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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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国的藩属观念及其变化对中国疆土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清前期的君主在统一中国过程中对中国疆界已有自己的认识,委婉地拒绝苏禄等藩属内附;与藩属发生边界争端时,有时以"天朝上国"风范,从"守在四夷"出发,把本国疆土让予属国。1840年后,中国竭力保全遭到列强侵略的藩属,尽管列强提出与中国瓜分某些藩属的方案,中国国内也出现过不同的意见。藩属体系被打破后,中国又与旧日藩属加紧联系,以睦邻、固边,爱国官员则在边界谈判中力求收回清前期让予属国的疆土,但划界时仍失去不少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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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清顺治年间程朱理学的涌动

史革新

2006, 0(4): 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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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并非普通的学术派别,而是一种集政治性、学术性及伦理教化功能为一体的社会政治学说与意识形态。顺治年间,程朱理学就由于受到统治者的支持而有所发展,不断集结着自己的力量,呈现出复兴之势,为其在康熙朝的鼎盛发展打下基础。程朱理学之所以能在清初走向复兴,重要的因素固然由于清朝统治者的大力扶植,然而,它在学术方面的影响与活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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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汉宋调和论析

张昭军

2006, 0(4): 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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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宋调和是晚清儒学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其具体情况存有差异。即使同是调和论者,学术立场也有不同。就其大者而言,可分为宗宋学不废汉学、宗汉学而兼采宋学以及汉宋会通三种类型。这既体现了晚清传统学术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汉学、宋学之分派的相对性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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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绂与陆王心学

李帆

2006, 0(4): 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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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中叶的学者中,李绂是维护陆、王最力者,他以各种方式表明对陆王心学的尊崇,对发扬陆、王学术做出了较大贡献。一方面,他反对寻章摘句为学,推崇陆、王躬行实践之学;另一方面,他力图建立陆、王学统,以与程、朱相抗衡、争正统。此外,对于陆王心学中的一些学术问题,他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所以,他被誉为当时的"陆、王学者第一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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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与儒家的公平正义——中国传统法律有关宽宥的限度

步德茂

2006, 0(4): 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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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命案刑科题本的近代读者,不得不佩服清代县长调查和审判命案时所表现的勤勉和称职。因此,从县长的立场来看,审理每一件命案不仅要有效率,同时也必须兼顾人道的考量。本篇文章分析四件因为「护亲情切」而杀死人的案例,充分显示县长如何运用娴熟的技巧,把明确及不明确的案情片段结合起来,做出既符合清代法律规定也顾及当时道德标准的判决。官僚体制为求效率,在执行律法时似乎会和儒家的仁义道德产生矛盾。但作者认为,清代处理命案的法律制度,已足以解决该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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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西诬扳漕运军丁讼案浅析——以《康熙四十五年诬扳军案集录一本永远存据》为例

龚汝富

2006, 0(4): 5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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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漕运军丁是由明代卫所军户演变而来,原有卫所屯田的屯丁成为赡运漕粮的军丁。由于漕运军丁担负的造运漕船之责不仅耗费甚巨,而且兑漕任务艰辛危险,军丁避之若虎,因而军丁隐匿逃避,互相推诿,甚至诬扳民人为军丁的案件时有发生。本文通过对清代康熙年间发生在江西吉水县的诬扳军控案进行个案分析,由此探寻诬扳漕运军丁身份纠纷背后的社会经济根源,进而剖析诉讼展开过程中官方考量与民间诉求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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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17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

钟鸣旦, 刘贤

2006, 0(4): 6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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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他者哲学为出发点,结合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文化相遇历史的方法论。作者首先讨论了曾应用于明末清初中欧文化相遇研究的三种不同框架:一是以传播者(即传教士)及其贡献、影响为主体的传播类框架;二是以文化传播的接受者为研究主体的接受类框架(如"中国中心观");三是创新类框架,指向接受者及其文化的形象是被文化传播者建构出来的这一符号事实;随后提出了第四种互动交流类框架,通过强调传播者、接受者互动过程的双向性,对前三类框架做出进一步的改进。作者认为,研究关注的主要焦点,应是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交换的结果:新的文化产品(一种文本、一个形象,或是社会网络)。历史研究实际上是"关于他者的艺术",通过它历史学家接受自己的身份也是被他者所塑造的。对他时、他地、他文化的文化重构不仅需要历史学家去观察,历史学家自身也要允许被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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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历史:清代“人丁”概念的异变

陈桦

2006, 0(4): 8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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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丁"一词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曾经有着非常高的使用率,属制度性词汇,为政府财政税收的专业术语,不仅在社会管理中,而且在人们的生活中广泛流行。但是到封建社会晚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税收制度的变革,"人丁"概念的内涵发生本质性变化,并且逐渐在人们的语境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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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环境与庶民的时间生活——以河陇节庆习俗的地域结构为例(1616—1949)

李智君

2006, 0(4): 9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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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环境与中国传统庶民的时间生活之间是什么关系,因缺乏有效的研究手段而进展不大。本文以清代至民国时期河陇节庆习俗的地域结构为例,细致地梳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传统中国庶民的时间生活,因农耕渔猎作息而逐渐形成日常规律与习惯,所以与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并因社会经济环境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时间生活方式。这一点与宗教发达地区以宗教节日为庶民的时间生活有着巨大的差异,无论从节庆习俗传播地域适应性、还是传播的人群适应性,前者都无法与后者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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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喇沁左翼旗乌梁海氏家谱》评介

达力扎布

2006, 0(4): 10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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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空间的生产:解读《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

牛昢昢

2006, 0(4): 11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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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清史论文索引

吴玉清, 王绪芬

2006, 0(4): 11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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