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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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忠

2001, 0(2):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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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嘉道之际的江南大疫置于中国近世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对疫情及前前后后的众多相关问题作了具体考察，认为真性霍乱的传入与反复流行，既与西力东渐不无关系，也与江南本身的地域特点，以及乾嘉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海上和内河交通的昌盛、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日趋加重等因素密不可分。瘟疫出现后，江南社会各界特别医学界对霍乱流行及相关问题做出种种不无成效的反应。从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所谓传统社会的变动不居，还有江南地方社会所具有的活力和能动性。我们没有理由蔽于西方文明的突飞猛进和强势而忽视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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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

李玉尚, 曹树基

2001, 0(2):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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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的鼠疫流行对中国人口和社会变动造成多大的影响，由于历史文献中有关鼠疫的记载相当少，故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并不为多数学者所知。本文以咸同年间的云南为例，利用20世纪50年代鼠疫专业人员所作的调查报告，估算出战争期间的鼠疫死亡人口数以及这些死亡人口在整个战争人口损失中所占的比例；进而对战争期间的鼠疫如何造成大量人口的死亡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提出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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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浊分流：环境变迁与清代大清河下游治水特点

王建革

2001, 0(2): 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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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在人口压力和垦殖拓展的形势下，太行山一带森林和植被的破坏加剧，引起水土流失加重，使得永定河、子牙河的泥沙量上升，大清河水道形成越来越严重的淤塞，又进一步引起决口泛滥加重。为了减轻大清河的水患，清政府将治水的重点放在永定河、子牙河堤坝系统的修筑，使清浊分流，但收效不彰，其治水过程典型地反映了专制王朝末期的治水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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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石所见清代后期陕南地区的水利问题与自然灾害

张建民

2001, 0(2): 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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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明清时期的全面开发，秦巴山区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以水土流失为核心，水文条件恶化，从而影响到灌溉堰渠等水利设施及其效益，与此相关联，自然灾害，尤其洪涝灾害增多加剧的趋势相当显著。本文主要依据汉中、兴安二府所存碑石资料，考察了清代后期陕南地区堰渠水利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灌溉面积盈缩无定，用水秩序混乱，修浚困难重重等，并探讨了与这些变化相关的自然、社会因素。同时，对清代后期该地区自然灾害（以水患为主）的基本特征及其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联进行了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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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与义仓：清代宜兴荆溪社区赈济实态

吴滔

2001, 0(2): 5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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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地方志和族谱等资料，对清代宜兴、荆溪地区的宗族赈济设施──义仓的发展概况作了一个案例分析，并着重探究了在义仓管理运营乃至社区赈济中所表达的血缘和地缘的关系。指出在清代江南社会中，宗族组织往往通过发挥其的功能性职责而不是固守系谱观念，以便在社区整合中真正达到控制地方社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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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直隶灾荒及减灾措施的探讨

池子华, 李红英

2001, 0(2): 7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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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是晚清时期全国灾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其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位居全国之首。本文分三部分探讨了晚清直隶灾荒的时空分布规律、影响及减灾措施。第一部分，主要以水旱灾为例，从其时间、空间分布特征来论述晚清直隶灾荒的严重性。第二部分，阐述晚清直隶灾荒不仅造成社会经济的衰退，人员的流徙或死亡，而且还引起了人们心理的震荡，从而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紊乱，激化了社会矛盾。第三部分，探寻晚清直隶减灾的措施，尽管减灾措施在传统的备荒救灾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其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总体上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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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荒与民生：考察陈炽经济思想的新视角

徐妍

2001, 0(2): 9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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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陈炽身处的时代背景、独特的个人经历入手，对其经济思想的体系进行再探讨，指出其经济思想大多是因灾荒而起，以救治民生为中心，并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从环境变迁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国特别是北方地区地瘠民贫、灾荒频仍的原因，进而提出了一系列人口的、环境的、经济的、社会的救治措施，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给后来的经济思想家们以特殊意义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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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徽州民间的灾害、信仰及相关习俗──以婺源县浙源乡孝悌里凰腾村文书《应酬便览》为中心

王振忠

2001, 0(2): 10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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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书是研究明清以来徽州社会实态的重要史料。本文以徽州府婺源县浙源乡孝悌里凰腾村文书──《应酬便览》为中心，结合新近发现的一批文书史料，对清代徽州的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及相关习俗加以初步探讨，力图揭示徽州地区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容忽视的另一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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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

刘正刚

2001, 0(2): 1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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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着重探讨了明清时期闽粤赣三省虎灾的成因、危害及其分布和演变趋势。指出这一时期三省虎患之所以空前绝后，主要原因就是随着大量人口不断向山区进逼和新作物的引进推广而出现的山区开垦规模的扩大，其对山林资源的严重破坏，激化了虎与人之间的矛盾：要么虎吃人，要么人杀虎。其后，山区开发已达极限，老虎不断为民捕杀，乃至造成华南虎濒于绝种的境地，虎患随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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