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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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都盛京：清朝入关前文化体系的构建

刘凤云

2016, 0(3):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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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由部落向国家的历史进程，伴随着战争征服与被环境征服的角色转换，呈现出野蛮与文明的冲突，民族与文化相互渗透的复杂与多面性。奠都盛京意味着满洲统治者经受了对征服地区在政治治理与文化环境适应上的巨大考验。这一过程中他们实现了自身由渔猎而农耕的转变。努尔哈赤执政的文化倾向性着重于满蒙一体的民族认同上，并以此作为其建立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原则。而皇太极的改变，则意味着进入辽沈后的满洲已经不同程度上汲取了汉人包括朝鲜的儒家文化、蒙古的游牧文化等，形成了多元的混合型文化，而非仅仅保持了其自身的民族特性，尽管这种转向带有一定的被迫性。因此，研究满洲奠都盛京所发生的变化，将会帮助我们找回满洲完成自身转变的历史记忆。研究的过程，考古与文献的 “二重证据法” 会提高历史的清晰度。 “内陆亚洲” 转向或者 “政治形态中非汉族因素” 的提出，也许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 “中国” 的意义，却并不等于， “新清史” 所强调的 “内陆亚洲因素” 足以成为左右清朝“大一统” 政治及文化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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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家礼书与家礼新变化

赵克生；安娜

2016, 0(3): 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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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对清代家礼书总体估量的基础上，梳理了清代繁多家礼书的三类主要构成，即前朝刊本、清朝官修家礼书和清人私修家礼书。由此发现清代家礼一方面继承宋、明以来的家礼传统，面对相似的社会环境，担当相似的社会功能，秉承相似的编纂原则；另一方面，清代家礼因其统治民族的满洲族性和清代平民宗族发展等社会新情势，在具体仪节和家礼结构等方面都有一些新变化。与前朝相比，清代家礼无疑更加丰富多彩，而不是湮没消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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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庄存与《春秋正辞》与官学的关系问题——《禁暴辞》《诛乱辞》读解

辛智慧

2016, 0(3): 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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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暴辞》《诛乱辞》作为庄存与《春秋正辞》的第七与第八 “辞”，完整体现了《春秋》诛乱贼、达王事的根本大义。将之与《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春秋胡氏传》及乾隆官方的《日讲春秋解义》《御纂春秋直解》相比，可以发现，不论是庄存与因袭还是偏离官方经说，其背后的解经旨趣从未改变，皆以维护王道秩序为职志。这不但不背离官方以《春秋》为治术，维护尊王大一统的立场，甚且比官方阐释更完整、更有意识形态性，其卫道护统的衷曲亦比官方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乾隆朝的文化教育官员，其学术对官学的这种响应，当与其自身的核心关怀相关，也是时代、经历、家世、性格等诸多因素相互激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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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多元复合货币结构下的困惑与对策

何平

2016, 0(3): 5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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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发挥作用的是白银、铜钱以及会票等民间自律货币并存的多元复合货币结构。清初废银论及萧条说，将白银作为社会衰败的原因，是从货币的职能和功能进行了片面的解读，白银的货币化表明中国的价值尺度实现了摆脱铜钱的根本转换。银钱比价的变动，决不是两者在供求上简单的数量关系，而是反映了基于金属货币的自然特质在质量不一、金属货币的非货币化前提下不同阶层货币占有的不均匀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从而出现 “白银陷阱”。突破金属货币数量限制的尝试仅限于基于基层共同体和行业组织人的信任为基础的自律货币会票之类，一国一通货性质的信用货币创造机制由于缺乏制度改进在清代前期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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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大生纱厂的早期企业制度特征

张忠民

2016, 0(3): 7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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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于晚清时期的江苏大生纱厂始终是学界十分关注的研究对象。从现代企业理论的视角出发，大生纱厂的早期企业制度特征似乎可以归纳为三：一是 “非大股东” 控制企业的早期产权制度特征；二是 “非职业” 经理阶层治理的企业治理结构特征；三是 “非盈余” 支付 “股息” 的早期剩余分配制度特征。考察和解析这三大特征，不仅对于我们理解早期大生纱厂的企业形态和企业制度演变有着很大的帮助，而且对于讨论和解读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生成和起源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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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至民国婺源县“神会”资产的运作——兼论近代乡村地权的“精细化”

黄志繁；张媚

2016, 0(3): 8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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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至民国婺源县的乡村社会中，神会 “会产” 已经具备了 “土地” 的基本性质，不仅可以出租、买卖、继承、抵押，还可把 “会权” 分割为两部分，即 “使用权” （会权， “做会” 的权益）和 “所有权” （会产，土地本身）。 “神会” 会产运作中，一块土地可被精细地分割成多份，可以有 “四地主”、 “五地主”、 “六地主” 乃至更多 “地主”。神会组织在清代以来大量出现，反映出中国小农已经发展出非常灵活处理财产的方式———各家各户零散的资金通过 “做会” 的方式集中起来投资于土地等不动产，并获得收益。清代至民国，乡村土地物理形状的 “零碎化”、土地表述的 “租税化” 和地权运作 “精细化” 是三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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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明清苏北“海势东迁”与淮盐兴衰

鲍俊林

2016, 0(3): 9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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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苏北沿海滩地淤涨迅速， “海势东迁” 对海岸带生态环境以及淮盐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通过重读历史文献、结合现代海岸研究，分析表明， “海势东迁” 并非淮盐发展的抑制因素，反而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盐作资源，产盐的自然环境条件没有本质改变；整体看，淮盐存在独特的 “海势东迁—盐作资源演替（宜盐带东移） —移亭就卤” 的发生机制，适应了海岸环境变化，在１６至１９世纪取得繁盛发展；包括清末淮南盐衰、淮北盐业崛起（或淮盐重心北移），实际上是社会经济状况变化驱使的结果，并非 “海势东迁” 引发的盐作环境变化妨碍了淮南盐业发展，相反， “海势东迁” 对淮北晒盐、淮南煎盐均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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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清代吉林的南海巡查

王立新

2016, 0(3): 10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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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有财《清代珲春巡查南海问题初探》一文，对吉林所辖南海地区的岛屿巡查进行了探讨。清朝对南海地区的控制一直相当严密，除图们江口到绥芬河口的沿海地带由珲春驻防官兵负责驻守外，陆路绥芬河口以东的南海沿岸及其以北山场，由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每年派遣官兵前往巡查；水路的南海水域并搜楞吉等南海岛屿，则由珲春协领衙门每年派遣官兵巡查。聂有财在文章中对陆路巡查与水路巡查未予区分，导致对巡查人员、巡查时间、巡查路线等问题的叙述存在不妥之处。本文主要依据满汉文档案史料，对清代的南海巡查问题再予探讨，兼与聂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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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古忒学考

马子木

2016, 0(3): 12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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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古忒学为清朝培养藏语文翻译人员的专设机构。本文利用满蒙汉文史料，考察唐古忒学的设立始末与制度化历程，讨论唐古忒学生的出身、入仕、升转及其在清朝中枢藏文公文翻译中的作用，在制度设计与运作的层面上对清朝多语文政治文化的构建与实践提供一个考察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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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与“福久新闻事件” 考析

徐忱

2016, 0(3): 13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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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近代史学界来说，福久其人其事及 “福久新闻事件” 一直是谜。借助新发现的史料，此谜终得破解。袁世凯以维护清韩宗藩关系为己任，与主张朝鲜独立自主的美国驻韩临时代办福久经常针锋相对。为保护国家利益，袁世凯以 “福久新闻事件” 为契机，与朝鲜官员联袂，巧妙利用条约条款，施展外交智慧，取得时任美国国务卿首肯，最终迫使福久离开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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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提要篡改《四书反身录》说驳议

苗润博

2016, 0(3): 14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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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史记》在清末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王艳娟

2016, 0(3): 14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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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与达天通理会晤再考

曹刚华

2016, 0(3): 15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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