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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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北京煤炭开采与矿工受虐事件

邱仲麟

2017, 0(3):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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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三个层面考察清代北京的煤矿开采及其劳资关系。首先，是煤矿的消长。16、17 世纪之交，北京近郊西山的煤矿有360 余座。明清之际战乱，1649 年降至170 余座，后来逐渐增加，1762 年有270 余座。然而，由于积水问题无法解决，1801 年降至185 座，1886 年更减至115 座。这样一来，导致煤炭供应吃紧。清高宗与清仁宗体察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曾下令官员借款给商人挖掘泄水沟，试图恢复某些矿坑的运作，但成效相当有限。其次，是矿场的经营管理。依照规定，开矿必须向官方申请煤矿执照。投资者通常不直接参与经营，而是由申请者或其委任的管理者掌理，雇用矿长与矿工等，包括专职淘矿坑积水的“打水工”。矿工的工作极为辛苦，而为避免瓦斯中毒，矿坑中设有排气装置。其三，矿场存在类似劳工承揽公司的包商，设立宿舍兼食堂的所谓“锅伙”，提供矿工与打水工居住。但由于不少矿工被不合理囚禁在“锅伙”中，官方在19 世纪初以后，多次打击这种非法势力，并于1822 年订定“锅伙”与矿工的管理法规。即使如此，直至19 世纪末依然存在类似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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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理发手术匠与保教权在华利益——耶稣会士卢依道与高竹在清朝的宫廷

白诗雅曹晋

2017, 0(3):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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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详细叙述了卢依道和高竹在十七世纪末清朝宫廷中的工作和生活。卢依道是在康熙皇帝特别要求下来到北京的第一位专业的耶稣会医生，与他一同前来的高竹是在澳门出生的理发手术匠。首先，本文着重讲述了他们来到中国的复杂旅途，以及在保教权耶稣会士和国王数学家的利益竞争之下，他们在北京的经历如何引起了耶稣会中国传教团内部的斗争。其次，本文还描绘了卢依道和高竹在北京宫廷以及康熙皇帝出巡时的医学活动，包括他们与太医的冲突，照顾精英患者使他们与“仁医”理念渐行渐远。这些患者中也包括康熙皇帝本人，他在患病时利用了当时简陋的欧洲医疗。最后，本文考察了卢依道和高竹在北京的医疗活动在政治、宗教以及医疗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下戛然而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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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满洲官员升转问题研究

王敬雅

2017, 0(3): 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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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员的满汉复职制度一直都是清前期官制史研究的重点问题，以满人为主导的清代统治阶层，在升迁上为满洲官员创造了便利。他们不仅在制度上享有优先，在行政过程中也有更多机会。但是这一制度在清朝二百余年中一直平稳运行，未曾导致国家治理偏失或官员的集体抵制，说明它有相对的合理性。本文以《品级考》和《铨选则例》中相关条例入手，进一步分析满洲官员在升转中的实际情况，对比汉官升转过程，以考察清前期满洲特色在官制史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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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察御史与雍正朝政治

陈晨

2017, 0(3): 6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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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察御史是雍正朝极具特色的监察官员，其巡视地方、以非制度化的权力介入地方政治，并广泛参与到世宗推行的新政改革中。制度规定的缺乏一方面使巡察御史在行政中具有灵活性，对改良地方积弊深有裨益; 另一方面则导致职事、权力与官位三者的分裂，使巡察御史成为制度之赘余，终致停废。本文梳理巡察御史的制度渊源与设立始末，检视其介入地方政治并实现职权延伸的实态，考察其废置的深层制度原因。巡察御史的兴废一方面与雍正朝政治走向相关，另一方面又可对省思清代制度设计与实践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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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省友、司院书吏与州县省事

裴丹青

2017, 0(3): 6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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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省友是州县延聘、长驻省城的办事人员，负责州县衙门在省级主管行政机构藩司、臬司及督抚部院的相关事务，诸如办理州县交代册、领解钱粮、投文解犯、打探信息等。其中，关书、使费与文册是省友的受事之源，省友藉此请托司、院书吏援通办理州县省务，甚至在使费支付数目、钱粮领取与某些事务上有“擅专”的空间。然而，这种“擅专”并非毫无限制，省友与司、院书吏携手操持州县省事时，书吏会根据上宪的执政态度与关防严密程度而使相关事务在法律法规及各项省规所允许的范围内弹性延伸，省友在使费支付与钱粮领解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州县的牵制。省友与司、院书吏在利益驱动下对州县省务的不规范运作，有促进上下级行政机构有效沟通、提高地方衙门行政效率的积级作用。这说明清代地方行政机构中需要有效的行政架构和人员设置来协办省级与州县衙门间的公务，反映出清代地方行政运行机制的缺陷和制度设计的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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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六部司官公务生活的时与空——以刑部司官唐烜为中心

王雁

2017, 0(3): 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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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一个司法部门司官为中心，在晚清大变革这一特定的时空中，以其工作时间为线索，来勾勒六部司官工作、假期、值班等公务活动的轮廓。通过梳理可以看到，司官因部中职责的不同，在工作时间和强度上有很大的差异，负责本司具体事务的“掌印、主稿”工作强度比较大，普通司员较为清闲，甚至大部分时间可以不用进署; 正常工作时间外，司官还有本衙门值班和早朝值班。同衙门中，堂官负责决策事务，不常入署，工作相对清闲，书吏因负责大量的文案、后勤工作，工作最为忙碌。六部中，吏、户、刑等部司官工作压力较大; 工、礼等部司官压力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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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驱臣分敢言劳，事济功成皆国庆”——清代越南入华使臣的考察

陈国保

2017, 0(3): 9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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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确立以后，越南遣使如清便成常例。在长达200 余年的对清朝贡的实际运作中，基于燕行使臣在维系中越邦交关系中的特殊作用，所以历代越南王朝都极为重视如清使臣的选拔。每届使部的遴选，成为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所有人选均须经过才识与言辞的严格考量，其最终的入选者亦必然是同时兼备老道的外交技巧和深厚儒学修养的越南国家精英，堪称一时极选。而作为如清朝贡的践行者，燕台专对的越南使臣无疑直接关涉两国关系的大局，为保障中越宗藩秩序的正常运转，越南王朝也在其使臣燕行往返的朝贡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系统规范的选拔和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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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统计再论清代的抄家

云妍

2017, 0(3): 11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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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家是清代政治的一个特有现象; 中国历史上不乏抄家事例，唯在清代将之作为惩罚官员的手段广泛推行。借助今天的电子检索手段对清代中央档案进行全面搜索并逐一加以确认，已发现了超过两千起抄家案例。它们在时间分布上高度不均，而以18 世纪雍正、乾隆两朝和19 世纪光绪朝发生频次最高。对这些案例进行事由统计发现，亏空、逆叛和贪腐是最多见的罪名，因各种渎职、军事失利、文字狱、包括被连带抄家者数量亦不少。另外，抄家的发生与清代律例规定关系并不密切，特别关于官员的抄家，更多是皇帝个人意志、偏好与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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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至民国美洲作物生产指标估计

李昕升王思明

2017, 0(3): 12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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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指标是判断作物在农业生产结构中地位与作用的指示器。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数据统计的混乱，清至民国时期美洲作物实际生产情况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接影响到对此期美洲作物在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中地位与作用的判断。本文在对大量第一手历史数据进行辨伪、比勘、修正的基础上，利用传统约简式统计方法，对玉米、番薯两种主要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总产、单产做了细致的估算，分析了这些作物生产对农业生产的深远影响，厘清了学术界对清至民国时期美洲作物在农业生产中地位和影响的争议和一些模糊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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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讨清《檄文》原文本考

徐凯

2017, 0(3): 14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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