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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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萌

2019, 0(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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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二元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以满洲人为主体的八旗制度统摄旗人，以汉人为主体的州县制度管理民人。旗人与民人，构成社会人群的基本分野。前人言及旗民法律关系，多强调其不平等方面。本文则通过对刑科题本有关旗民命案的考察，旨在说明：旗人与民人在命案审理方面基本享有平等法律地位。这具体体现在六个方面：命案量刑标准、“宽严相济”原则，“存留养亲”律、“恩诏”减刑、“良贱相殴”律、命案审理程序。上述问题的澄清，有助于说明旗人在什么场合下享有特权，又在什么场合下不享有特权，从而更加全面地评估清代旗民（满汉）的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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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戊奇荒前后华北乡村社会网络的重塑—以美国公理会在鲁西北的活动为个案

李楠

2019, 0(4): 1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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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理会借助宗教宽容条款率先向华北地区延伸，恰逢鲁西北民间秘密教门因受清廷严厉打压而寻求生存策略之时，两者相遇为公理会在鲁西北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借助传统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传教士在鲁西北建立了布道点。丁戊奇荒期间，传教士凭借基督教会组织的制度性力量在鲁西北大力开展赈灾活动，由此开拓出一定的传教地域空间。赈灾过后，传教士利用乡村集市网络建设和拓展教会网络，同时塑造教会空间并对教会与外界进行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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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赐名衍圣公孔宪培相关史实辨析

孔勇

2019, 0(4): 12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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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与刑罚：清代永远监禁考略

姜翰

2019, 0(4):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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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将清代永远监禁作为秋审、朝审的特殊结果，但缺乏深入探讨，文本与实践的考察表明永远监禁主要创制于乾隆时期，嘉庆、道光时期达到适用高峰，直至清末。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当中呈现出制度型永远监禁与权宜型“永远监禁”并行的状态，而“永远监禁”以其自身的灵活性、惩罚性、层级性也发挥了其他手段难以企及的重要作用，尤其表现在皇恩宣示、情法两平、疑案处理与预防犯罪方面，反映出“永远监禁”的刑罚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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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盐政的“节源开流”与盐场管理制度演变

李晓龙徐靖捷

2019, 0(4): 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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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盐场管理在“节源开流”产销政策的指导下，“盐斤入垣”的基本制度得到确立。盐场的任务在于提供给运销环节足够的盐斤，盐斤入垣则意味着将盐场出产的盐斤尽数归入官方控制的公垣之内，以达到控制盐场的目的。这一政策在康熙末年受到私盐泛滥的挑战，雍正朝推行了以“火伏法”为代表的保障制度，实现场产额有数可稽，以维持“盐斤入垣”制度的落实。火伏法的推行同时也预留了商人控制盐场的制度空间。在“国恃商以办课”的盐政理念下，清廷在“盐斤入垣”的前提下，逐渐将产盐、收盐等事务转移给商人，以商养灶的模式在乾嘉时期达到极盛。清代盐场管理的流变，是“恃商以办课”和“节源开流”盐政策略的必然结果，但二者的紧密结合也限制了盐场的进一步发展，晚清就场征税改革也因此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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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直省封贮银制度及其嬗变

何永智

2019, 0(4): 4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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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制，直省藩库额设封贮银专备地方急需公务。封贮银的留贮、动支与归补构成清代财政管理与财政运行的重要方面。康雍时期，为改善地方财用匮绌，封贮银制度酝酿并出台。乾隆时期，清廷基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实态，对各省封贮银数进行合理化配置。嘉道以降，直省封贮银支用殆尽，为筹补原款，清廷迭开外捐。而迫于财政支出有增无减，各省封贮银于“旋补旋拨”间归补迟缓，并与捐监银相交织。咸丰后，封贮银持续耗竭而收捐日少，直省封贮银体系最终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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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地与典租：清代闽南地区的土地市场与金融市场

曹树基

2019, 0(4): 6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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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闽南地区新出典地契与典租契为例，说明典租与典地的最大不同，在于出典者仅仅转让土地的收益权，并不转让土地的使用权，也不一定转让土地的处置权。在清代闽南地区，存在一个以典租为主要形式的信贷市场。典契作为借贷票据或借贷票据组合的一部分，可以在市场中流转。所谓“典租”，其实就是金融资本向土地市场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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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山西吕梁山区的荒地问题与社会结构变动—以石楼县为例

张力

2019, 0(4): 7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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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山西吕梁山区的荒地问题是清初战乱、灾害以及赋役负担下综合层累的结果。虽经豁免与调整，荒地问题仍以各种方式残存，对地方社会产生持续的影响。一方面，荒地亡丁的除豁使里甲体系进行了重组，但除豁与垦复中的弊病使里甲赋役体系的重建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在垦荒压力下，一些地方逐渐形成本户和佃户县际互换的垦种模式，相沿数代后造成世佃问题。与此同时，大量荒地仍未开垦，且不断有新荒地产生。在荒地钱粮代纳摊赔的影响下，里甲及户族内部也呈现分离倾向。雍正时期石楼县世佃入籍和里甲合理摊派的一系列调整，在制度和事实上重新确立了人口与土地的结合。这些围绕荒地而产生的问题与调整，反映了北方土地贫瘠地区趋于分散的社会结构变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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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朝鲜地理称谓之长白山与白头山

李花子

2019, 0(4): 8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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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朝鲜地理称谓中的“白头山”指今天的长白山，但是所称“长白山”不一定指今天的长白山，可能指朝鲜半岛第二高峰咸镜北道冠帽峰（位于镜城以西，海拔 2541 米），后者列入咸镜道三大名山，其地位远高于尚在女真地面的白头山（今长白山）。到了清代，特别是经过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定界，白头山的地位超过了冠帽峰（朝鲜称之为长白山），不但具有了朝鲜王朝发祥的象征意义，还产生了朝鲜北道山脉均从白头山起脉的山系认识，韩国学者称之为“白头大干”。在穆克登定界时，朝鲜尚未管控的地区，位于惠山以北、茂山以西、今长白山以南及冠帽峰以北。其中，冠帽峰虽然是今咸镜山脉的主峰，但是朝鲜王朝地理称谓中的“长白山”，并不指包括整个咸镜山脉、赴战岭山脉在内的大山系，它也不是穆克登定界时的朝鲜北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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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钱塘江中小亹引河工程始末——兼及防潮方略之变迁

王申

2019, 0(4): 9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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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江中小亹引河工程是清代贯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旨在防治潮患的重要水利措施。康熙帝将引河作为辅助防潮措施，后因潮势变缓即停止；雍正帝坚定推动引河工程，希望以此减轻钱塘江北岸海塘受潮压力；乾隆帝则致力于海塘修筑，对引河工程持游移和侥幸态度，未敢过分倚重。三者态度之不同，反映了清代钱塘江防潮方略之变迁。中小亹引河工程与海塘修筑既相互辅助，又存在张力，引河工程在减缓北岸潮势、减轻海塘防潮压力的同时，其施工与管理本身又会分散防潮经费、人力和精力，挤占筑塘资源，二者呈现矛盾交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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